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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的精髓 | 穆雷•罗斯巴德
穆雷·N. 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是美国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家，米塞斯之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自由意志运动的理论导师。他著作等身，为社会思想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多彩人生和人格魅力也为人瞩目。
在此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也即超然于政府政策关于货币/财政 “比例”的无谓争论之外的方案，却差不多被人遗忘了。这就是 连根拔除政府对货币供应或对经济体系的任一部分或整体可能施加的任何影响或控制。这是一条通往真正的自由市场的否定性道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一位著名的、具有辉煌的创造性、 但一直在论敌的围困之中奋战的经济学家，终其一生都在倡导这 一路线，并为之而奋斗，他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这个世界想走出国家统制主义的泥潭，假如经济学专业真想回归某种更健全、更正确的经济学分析发展，那 么，两者都必须断然走出当代的泥沼而走向米塞斯已向我们指出的正确方向。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朝圣山学社成员。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促成古典自由主义复苏的学者。被誉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院长”。2000年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他的弟子中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
米塞斯于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当时还属于奥匈帝国的莱姆贝尔格，他的父亲阿瑟•艾德勒•冯•米塞斯（Arthur Edler von Mises)是一位就职于奥地利铁路部门的著名建筑工程师，总是临时安家在铁路沿线。米塞斯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在世纪之交进了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与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他于1973年10月10日在纽约市去世。
很显然，到19世纪后半叶，以李嘉图和密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英国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使其成为沙滩上的大厦轰然倒塌。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古典经济学试图用“阶级”而不是用个人行为来分析经济。结果，古典经济学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解释决定商品和服务之价值和相对价格的根本力量；他们也没有能力分析经济中消费行为和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由于古典经济学家用“类”的概念来看待商品， 所以，他们无法解决“价值悖论”，也即下面的事实：面包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市场价值很低；钻石是奢侈品， 因而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却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如果面包比钻石用处更大，那为什么面包在市场上这么廉价？
由于没有分析消费者行为，奥地利学派之前的经济学家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市场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他们误打乱撞，得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a)价值是商品内在固有的某种东西；（b) 价值是由生产过程加之于这些商品上的；（c)价值的最终来源是生产成本，甚至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时间数量。
李嘉图的这种分析后来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所有的价值都是一定量劳动时间的产物，那么，资本家和雇主所获取的全部利息和利润，就必然是从本应属于工人阶级的收人中榨取的“剩余价值”。
后来李嘉图的门徒努力辩解说，资本设备是生产性的，在利润中理应获得其应有的份额；而马主义者则反驳说，资本也是劳动的“具体表现”或者“固化”，因而，工资应当包括从生 产中所得到的全部收入。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利润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不能论证其正当性。李嘉图学派仅仅研究各“阶级”在生产收益中所占 的份额，于是，他们看到的就是“工资”、“利润”、“地租”间持续的斗争，工人、资本家、地主为扩大自己的份额而永远斗争着。李嘉图学派仅仅用总量概念进行分析，必然可悲地把“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分开，认为分配就是这些不断斗争的阶级间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要提高工资，就必然以降低 利润和'租金为代价，反之亦然。
古典经济学家只看到了阶级而没有看到个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分析消费，而且，对价值和价格做出了错误的解释；他们甚至不能搞清如何确定各种生产要*——特定单位的劳动、土 地或资本品——的价格。19世纪中叶以后，李嘉图学派经济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本身似乎已经走入穷途末路。
人类发明创新的历史上经常会出现远隔千里、条件各异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完全独立地发现同一件的事情。上面提到的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就是在同一年，1871年，由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形式，完全独立地提出了解决之道，他们是英国的杰文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瑞士洛桑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 奧地利维也纳的门格尔（Carl Menger)。这一年，现代经济学， 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杰文斯的思路和他的经济新观点比较零碎，不很完整，而且，他得跟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在英国经济学界积累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声望进行搏斗。结果，杰文斯的 影响很小，只有极少数追随者。瓦尔拉斯的理论体系最初也影响不大，不过，我们下文将会看到，后来它又不幸地复活了，构成了如今的“微观经济学”种种谬误的基础。在这三位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观点和思路中，当时最为突出的是时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门格尔的理论。正是门格尔创立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门格尔开创性的著作在他最有才华的学生、也是他在维也纳 大学教授职位的继承者庞巴维克（Eugenvon Bohm-Bawerk)那里结出了最丰硕的成果。正是庞巴维克里程碑式的著作、主要写作 于1880年代、代表着他的学术研究巅峰水平的三卷本《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已经成熟。另外一些富有创造精神的大经济学家在19世纪最后20年也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做出了贡献，但庞巴维克的贡献显然要比这些人都大。
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解决古典经济学悖论的奥地利学 派思路要比李嘉图学派复杂得多，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上。奧地利学派经济学正确地将其分 析重点放在个人身上，侧重于分析活动着的个体，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正是个人在根据其偏好和价值进行选择。由于立足于个体，所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能够将其对经济活动和生产活动 的分析建立在个体消费者的价值和欲望之上。每个消费者都是按自己选定的偏好和价值采取行动；正是这些价值彼此互动、组 合，构成了消费者需求，从而构成了一切生产性活动的基础和方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其分析建立在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个体之上，所以他们洞.悉到，生产活动乃是建立在服务于消费者需 求预期的基础上的。
因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显而易见的是，任何生产活动，不管是劳动还是其他生产要素的活动，都不可能赋予商品或服务以价值。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一句话，我可能花了三十年时间及种种资源来完善一台巨型蒸汽动力三轮车，但是，如果把这台机器拿到市场上却没有一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我就这上面投人了多少 心血、劳动。价值是消费者的评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与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由于明确地关注个体而不关注大而无当的“阶级”，所以，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就可以轻松解决曾经难倒古典经济学家的 “价值悖论”。市场上的任何个体永远都不可能面临在作为一个类的“面包”和作为一种类的“钻石”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某种商品的数量越多——商品件数越多——那么，他对每一单位的该商品的评估就越低。一个在沙漠中跌跌撞撞口渴难当的人对一杯水的“效用” 将赋予极高的价值，同样是这个人，如果身居供水丰富的维也纳或纽约城内，对随便哪杯水都会赋予很低的价值。因此，同样是一杯水，他在沙漠中支付的价格将远远高于在纽约城中。一句话，活动着的个体总是面对着并且总是根据特定单位或者说“边 际”进行选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发现可以概括为“边际效用递减律”。面包之所以要比钻石便宜得多，原因就在于，可以 得到的面包的数量要比钻石的数量要多得多，因而每块面包的价值，以及价格，就要比每克拉钻石的价值和价格小得多。不存在什么“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如果可以得到的面包数量很充裕，那么，对于个体来说，每块面包的“用处”要比每克拉钻石小得多。
注重分析个体的行为因而侧重“边际分析”，也解决了市场上的收入“分配”问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证明了，每单位生产要素，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劳动、土地还是资本设备，在自由市 场上的价值都取决于其“边际生产率”，简单地说，就是取决于一单位该要素为消费者购买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实际做出了多大贡献。它的供应越多，该要素数量越多，则其边际生产率越低，其 价格也就趋于降低；其供应减少，其价格就会趋于上升。奥地利 学派经济学家因此而揭示了，不同类型的要素之间不存在什么毫无意义的、无缘无故的阶级斗，相反，每类要素都和谐地服务于生产最终产品，以最有效率的方法（也即以最节约资源的方 法）满足消费者最强烈的欲望。因此，每一单位的各种要素都形成其边际产品，都会对生产结果做出自己具体的贡献。事实上， 如果说存在着什么利益冲突的话，那也不是发生在不同类型的要素，即土地、劳动、资本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要素的竞争性供应商之间。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发现了一种增加铜供应的新方法，供给增加将压低铜价；对消费者、对合作的劳动、对资本要素来说，这只能带来好处，带来收益。唯一不高兴的只能是那些现有的铜矿所有者，他们发现自己产品的价格下跌了。
据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揭示了，在自由市场上，“生产” 和“分配”根本就不可能分割开来。消费者的价值和需求决定着消费者所购买的商品——消费品——的最终价格，正是消费者决 定着生产活动的方向，因而也决定着彼此合作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每个人的工资水平，资本设备的价格，等等。收入的“分配”不过是每种要素的价格的结果而已。因而，如果铜的价格是每磅20分，铜产品供应商出售10万磅铜，就可以获得2万美元的“收入”；如果一个人的工资是每小时4块钱，那么，一周工作40个小时，每周就能获得160块钱的收人，依此类推。
利润和“凝固的劳动”（所谓的体现在机器设备中的劳动） 又是什么样的呢？再一次从分析个体入手，庞巴维克发现，人的行为的一个基本规律是，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地实现其欲望和目标。因而，每个人喜欢眼前的商品和服务而不喜欢等待相当长时间才得到这些商品和服务。一只已经落人我的手掌心的小鸟，要比还在树丛中跳来跳去的小鸟更值钱。正是由于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时间偏好”，人们不会将其全部收入投资于资本设备以提高未来可以生产的商品之数量。因为他们首先得用于购买当下需要的消费品。不过，每个人由于环境和文化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时间偏好水平，也即当下商品优先于未来商品的程度不同。他们的时间偏好水平越高，他们收人中用于当下消费的比例越高；时间偏好水平越低，他们收入中用于储蓄并投资于未来生产的比例就越高。正是由于时间偏好，形成了利息和利润。时间偏好的程度和强度决定着利率和利润率有多高。
以一笔贷款的利率举例说明。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的天主教会经院哲学家确实是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家，但有一件 事他们却一直没有给予解释和正当性证明，也即为什么贷款需要 支付利息。他们能够理解具有风险的投资为何应当获得利润，但他们却让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思想给迷惑了，亚里士多德说，货币本身是没有效用的，非生产性的。那么，如何论证贷款利息的正当性？由于无法找到答案，教会和经院学者将贷款利息贬斥为罪孽深重的“高利贷”，结果，他们的研究在俗人眼里名誉扫地。只有到了庞巴维克，才用时间偏好概念找到了答案。当债权人将 100块钱借给债务人时，自当日算起一年后将获得106块钱，这两个人所交换的不是同一样东西。债权人给债务人的100块钱是 “现货”，拿到这笔钱后，债务人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拿出来花。而债务人给债权人的，并不是钱，而是借据，是一年后才能得到的钱的前景。一句话，债权人给债务人的是“现货”，而债务人给债权人的是一种“期货”，债权人必须得眼巴巴地等上一年才 能花这笔钱。根据人们普遍的时间偏好，现货要比期货更值钱， 因而，债权人就觉得，必须收取一笔高于现货的溢价，而债务人也乐意支付这笔溢价。这个溢价就是利息。溢价到底有多少，取决于市场中所有人的总体时间偏好水平。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因为庞巴维克进一步深人揭示了时间偏好如何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企业的利润率。实际上，企业“正常 的”利润率就等于利率。因为当劳动或土地被用于生产过程时， 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他们不用苦苦等待他们的收人了，而如果没 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在产品生产和销售给消费者之前，他们就不 得不等待他们的收人。如果没有资本家雇主的话，劳工和地主就 不得不苦苦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得不到收人，直到最终产品——汽车或面包或洗衣机——销售给消费者之后。而资本家从他们先前的收入中节省出来的钱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动和土地投入使用的时候，马上就给劳工和地主开了钱；因而资本家承担了等待的功能，一直得到最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之后，他们才能收回自己的钱。正是由于“现货”与“期货”之间的这种区别，劳工和地主也就乐意向资本家“支付”利润或利息。简而言之，资本家就相当于债权人，他进行储蓄，并拿出现钱，然后，就等待最终的回报；而劳工和地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债务人”，他的劳务只有到未来某个日子之后才能结出成果。于是，正常的企 业利润率将由多方面的时间偏好水平之高低决定。
庞巴维克从另二个角度阐述了这一点：资本货物并不仅仅是 “凝固的劳动”，它们也是凝固的时间（和土地）；只有立足于至关重要的时间因素和时间偏好，才能对利息和利润做出解释。他 也极大地推进了对资本的经济学分析；他不仅与李嘉图学派大不相同，也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认为，资本并不仅仅是同质的一团，或者是给定的量。资本是某种结构，是某种具有时间维度的复杂的网络（lattice-work);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动力并不是简单地增加资本的数量，还要增加其时间结构， “使生产过程不断延长”。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越低，他们就越乐于牺牲眼前的消费而进行储蓄，将其收人投资于这些越来越长的生产过程，从而形成未来可以获得的更大数量的消费品回报。
二、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货币与信用理论
年轻的米塞斯于1900年进人维也纳大学，于1906年获得法学与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庞巴维克持续举办的研讨课上，他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最有才华的学生。米塞斯浸淫于奥地利学派的 理论中，不过他很快就认识到，庞巴维克和其他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走得还不够远：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分析推到极致，因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依然有不少重大的空白。当然，这是所有科学学科发展的道路：学生站在他们伟大的导师肩上更上一层楼。不过，导师不能看出其继承者的理论进展的价值并表示不满，也是屡见不鲜的事。
米塞斯觉察到的主要空白在货币分析领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确实已经对消费品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从古典经济学时代起，货币就被搁置到一边， 没有人用分析其他经济问题的同样方法来分析货币。在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欧美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断裂格局依然继续着，对货币和“价格水平”的分析也与对市场经济其他领域的分析截然分割。我们现在依然在吞食这种令人痛心的分割状态的苦果，即“微观”与“法观”经济学的断裂。最起码，“微观经济学”乃是对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的分析；而一旦经济学家涉及到货币问题，立刻就陷入到某种虚幻的总量概念构成的想象世界中：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政府开支， 等等。由于脱离了个体行为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就从一个谬误走向另一个谬误。在20世纪头十年，这种误导性的分割就已经在美国人费雪的著作中急剧发展，他精心阐述了 “价格水平”和“周转率”理论，而根本不理睬个体行动，也没有努力把这些理论整合进比较可靠的新古典“微观”分析体系中。
米塞斯则着手改变这种分割局面，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人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经济学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试图最终形成一种完整的经济学，从而能够解释经济体系的方方面面。米塞斯在其第一本杰作《货币与信用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 1912)中获得了这一不朽的成就。这是辉煌的成就，值得庞巴维 克本人另眼相待。至此，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基于个体行动的完整的分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不再存在分割局面了。机械的货币与价格水平关系、“货币周转率”和“交换方程”等等机械论的费雪理论，被米塞斯明确地清除了，代之以应用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货币自身的供需。
米塞斯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揭示了，由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其可以供应的数量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之紧迫程度（根据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而，货币单位的“价格” 也即其购买力，也是同样由这些市场因素决定的。对货币的需求乃是人们对握有现金余额（cash balance)的一种需求（钱装在人们的钱包或银行户头上，以备或迟或早用其来购买有用的商品和 服务）。货币单位（美元、法郎或金盎斯）的边际效用决定着对现金余额的需求之强度；可以供应的货币数量与对它的需求之间的互动，决定着美元的“价格”（也即美元可以购买多少其他商 品）。米塞斯赞成古典的“数量理论”，他认为，美元或金盎斯供应量增加，将导致其价值或价格下跌（也即其他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但他深入地细化了这一粗糙的方法，并将其整合到一 般经济分析中。首先，他揭示了这种波动是不可能成比例的，货币供应的增加趋向于降低其价值，但下降多少，或者是否真的下降，则取决于货币的边际效用，因而也取决于民众欲维持其现金余额所需之货币数量。米塞斯也证明了，“货币增量”并不是一古脑撒进经济中，增发的货币总是注人经济体系中的某一具体的点，只有当新钞票在经济体中像波纹一样扩散开来，才会导致各种商品价格上涨。比如，如果政府印刷出一批新钞票，并用它来购买曲别针，结果并不是奥地利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导致整体“价格水平”上扬，而是首先推动曲别针生产商的收人增加，曲别针价格上涨，然后是供应曲别针产业的各种商品价格上涨，这样不断延续下去。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至少会暂时地改变相对价格，而最终有可能导致相对收人的持久变化。
米塞斯也证明了，李嘉图本人及其最早的一批追随者早已被人抛诸脑后的一个洞见是完全正确的，即除了用于工业生产和消费的黄金之外，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对社会不会有任何益处。诸如 土地、劳动和资本之类的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会生产出更多产品 从而提高生活水平，与此相反，货币供应的增加只能稀释其购买力；它不可能增加产量。如果每个人钱包或银行里的钱都在一夜 之间增加了三倍，社会不会有一点点改进。而米塞斯则揭示了，“通货膨胀”（货币数量的增加）的巨大吸引力恰恰在于，并不是每个人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增发的货币；相反，政府本身及 幸运地享受政府采购和政府补贴的那些人首先得到了增发货币，在很多商品价格上涨之前，他们的收入先提高了；而在这一货币传导链条最末端的不幸的社会成员，却必将蒙受损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在他们拿到增发货币之前就已经涨起来了。简而言之，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就在于，政府及受政府照顾的集团 可以悄悄而又非常有效地获取好处，其代价则是牺牲无权无势的民众的利益。
米塞斯证明，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一种征税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一个不受政府诱导之货币供应量增加之冲击并正在发展的自由市场经济中，随着商品和服务供应的扩 张，价格将趋于下降。事实上，价格和成本日趋下降是19世纪 多数时间标志着工业扩张的一个让人高兴的特征。
在把边际效用应用于分析货币现象时，米塞斯必须解决绝大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即所谓的“奧地利学派循 环”（Austrian circle）。经济学家都能理解鸡蛋、马匹、面包的价格如何由这些商品各自的边际效用决定；人们需要这些东西，是为了进行消费，与此不同，人们需要货币，人们保持现金余额， 是为了用来购买商品。因此，除非市场上已经存在货币，并能标 定价格，具有购买力，否则，没有谁会需要货币（它也就不会具有边际效用）。然而，如果要使货币刚一出现就被人们需求，它就必须在出现之前即具有价值，那么，我们又如何能用边际效用概念充分解释货币的价格？米塞斯用他的“回归定理”（Regression Theorem) 克服了这一“奥地利学派循环”，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他论证了，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一直向前推到 古代某个时刻，当时，充当货币的实物还不是货币，而仅仅是一种有其自身用途的交换物品，也就是说，当时，人们之所以需要充当货币的商品（比如黄金或白银），仅仅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可供消费、可以直接使用的物品。于是，米塞斯不仅从逻辑上完美地解释了货币的价格或购买力，他的发现也具有另一层重要的含义。它表明，货币只能有一个起源，只能是在自由市场上，从该市场对于某种有用的商品的直接需求中形成。这意味着，货币不可能起源于政府指定某种东西为货币，也不可能是某种一次性社会契约的结果；它只能从某种具有普遍的用处和价值的商品中发展出来。门格尔此前就已经揭示了，货币可能是这样形成的；但只有到了米塞斯，才论证了货币必然是起源于市场。
这一点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与当时及今天绝大多 数经济学家的看法相反，在米塞斯看来，“货币”并不是由政府随便规定的纸币单位，比如“美元”、“英镑”、“法郎”等等。货币只能起源于有用的物品，诸如黄金、白银，以及别的什么东西。最初的单位，核算和交换单位，并不是“法郎”或“马克”， 而是黄金克或白银盎司。从本质上说，货币单位就是市场上生产出来的某种特定的珍贵物品的重量单位。因而毫不奇怪，今天所有的货币名称，美元、英镑、法郎等等，实际上都源于黄金或白 银的重要单位。即使到了如今的货币混乱状态，美国法令全书中还把美元规定为1/35 (现在为1/42)金盎司。
米塞斯对政府任意印制“美元”或“法郎”增加货币供应带来的无法缓和的社会恶果的论证，及上面的分析，向我们指出了一条将货币体系与政府彻底分离的道路。因为他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就是一定重量的黄金或白银，这意味着，再次以黄金白银的重量作为核算和货币交换媒介，是完全有可能的。金本位制远不是野蛮的拜物教，也不是政府专断的工具，它完全有可能提供一种只有市场能够制造的货币，从而可以摆脱强制性政府内在固有的通货膨胀和再分配倾向之影响。一种健全可靠的、不由政府控制的货币将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的价格和成本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再次出现下降。
《货币与信用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彻底根除了曾经削弱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概念的某些违反个人主义的漏洞。当时，有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顾本学派侧重个人行动分析的基本方 法论，而附和杰文斯一瓦尔拉斯的边际效用理论，这种理论竭力要将边际效用变成一个可以测量的数学上的量。直到今天，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是用效用单位（utils)来解释边际效用，因为它可以加减乘除，可以进行种种数学运算。假如有学生觉得，说“我赋予每磅黄油4个效用单位的价值”这样的话简直是胡扯，这位学生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米塞斯立足于他在庞巴维克研讨课的同学、捷克人弗兰茨•居赫尔（Franz Cuhel)的洞见，无情地驳斥了边际效用可以进行测量的想法。他认为，边际效用确实可以进行排序，个体可以根据偏好次序（我对A的喜爱超过B， 对B的喜爱超过C)排列他的价值，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虚构的效用单位或效用量。
如果以为一个人可以“测量他自己的效用”是胡扯，那么，试图比较社会中不同人的效用，更是不着边际。然而，就在这个世纪，“国家统制主义者”（statist)和平等主义者却一直想这样 使用效用理论。如果你可以认为，一个人每增加一个美元的收人，这一个美元的边际效用都在递减，那么，你当然也可以说， 政府可以从富人那里拿走一个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效用的美元而将其给一位穷人，这一个美元对他来说有更大效用，岂不是可以增加“社会效用”吗？米塞斯则证明了，效用是根本不可能测量的，从而使边际效用再也不可能为国家制定的平均主义政策辩护。然而，尽管经济学家嘴上都说不可能比较不同个体间的效用，但他们却依然冒失地要去比较“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三、米塞斯论商业周期
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至少已经包含了米塞斯另一个杰出的贡献——长期求索的对于神秘的、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商业周期进行解释的初步想法。早在18世纪后期工业和先进市场经济发展之初，观察家们就注意到，市场经济似乎就是一连串的繁荣与衰退交替出现的过程，先是经济扩张，以至于达到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地步，然后就是严重的恐慌和大萧条。经济学家尝试做出过很多解释，但即使是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也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失误：没有一位曾经把商业周期的解释、对经济体系的一般分析与价格和生产的“微观”理论融为一体。要做到这一点确实非常困难，因为一般经济分析显示，市场经济是趋于均衡的，即充分就业、预期错误最少等等。那么，交替出现的繁荣和衰退是从何而来的？
米塞斯洞悉到，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导致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的，因而，经济周期的根源就在市场之外，在于某些外部干预。他那伟大的商业周期理论建立在三个从前互不关联的因素上。
一是李嘉图对政府和银行系统常见的扩张货币和信用、从而推升价格（繁荣）导致黄金外流，随后出现货币和价格收缩（衰退）这样一个过程的论述。米塞斯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初步解释，但它却没有解释，生产体系是如何深受繁荣影响的， 或者说为什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萧条？
另一个是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个理论的来源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不受银行信用扩张影响的利率）与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实际利率间存在差距的论述。
根据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米塞斯构建了一个杰出的商业周期理论。由政府及其中央银行所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和银行货币的扩张，将更多货币注入到运行平稳而和谐的市场经济 中。随着银行扩张其货币供应（现金或储备），把增发的货币借贷给企业，这些货币推动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即反映公众自发的消费、投资比例的自由市场利率）。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获得了新货币，拓展其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尤其是将更多资金投资于比较“遥远”的生产：投资过多的项目、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等等。这些增发货币总是会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将资源转移到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级”的投资中。然后，当工人或其他生产者得到增发货币时，他们的时间偏好仍然保持不变，他们仍然按原来的比例花这些钱。这就意味着，公众不会储蓄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的资金，于是，这些企业和投资陷人崩溃就是必然的了。因此，衰退或者萧条就可以被看成生产体系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调整，通过这一过程，市场清除那些膨胀性繁荣时期形成的不健全的“过度投资”，恢复到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消费/投资比例。
于是，米塞斯头一个把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融为一体。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造成的膨胀性货币扩张， 导致资本品行业出现过度投资，消费品行业却投资不足；而“衰 退”或“萧条”就是市场清除繁荣期的比例失调、回归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的必要过程。当这一调整过程完成后，就会出现复苏。
从米塞斯的理论中我们得出的政策结论与当前时髦的“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恰恰相反。如果政府及其银行系统正在扩张信用，米塞斯开出的药方就是：（a)停止急急忙忙的信用膨 胀；（b)不要干预衰退调整，不要人为维持工资、价格、消费或不健全的投资，让必要的清除过程尽可能迅速、平稳地自行进行。如果经济已经处于衰退中，对策也完全一样。
四、两次大战之间的米塞斯
《货币与信用理论》使年轻的米塞斯跻身欧洲一流经济学家行列。这之后，1913年，他就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教授，整个 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米塞斯在维也纳的研讨组成为全欧最聪明的年轻经济学家的一盏明灯。1928年，米塞斯出版了他对商业周期理论深入研究的结果(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 1926)，他创建了声望极高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 (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语言不是英国和美国面临的惟一问题。在新李嘉图主义艾尔弗雷德•马歇尔无所不在的、密不透风的影响下，英国学界对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从来就没有过好感。而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念曾经相当稳固的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经济理论水平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衰落局面。美国两位最重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康乃尔大学的赫伯特•达文波特（Herbert J. Davenport) 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费特（Frank A. Fett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没有再为经济学理论做出过任何贡献。在1920年代的这一理论真空期，出现了两位明确地不属于奥地利学派的、思路不怎么健全的经济学家，他们协助形成了 “芝加哥学 派”：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他信奉一种机械的货币数量理论，强调政府操纵货币和信用以提高和稳定价格水平是可以接受的；另一位则是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他强调“完全竞争”的虚幻假设，否认时间在资本分析中的重要性，也不承认时间偏好决定利率。
除了经济学界之外，现实的经济世界也越来越敌视米塞斯的立场。米塞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行相对自由放任和金本位制度的制度日近黄昏时，写出他的巨著《货币与信用理论》的。而战争很快就招来了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经济制度：国家统制主义，政府计划，干预政策，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通货膨胀，及恶性通货膨胀，通货崩溃，关税及贸易控制。
米塞斯毕生都在以坚强的勇气和人格尊严抵制他周围日益阴暗的经济世界。米塞斯从来没有向他认为带来不幸和灾难的时髦 观念屈服过；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科中的变化也从来没有让他对 自己眼里的真理之追求和阐述松懈一丁点。法国经济学家、著名的金本位提倡者雅克•吕厄夫（Jacques Rueff)曾在颂扬米塞斯的文章中谈到了米塞斯“决不妥协的态度”，他正确地写道：
他（米塞斯）具有永远不知疲倦的热情，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和信念，对论证我们新制度之正当性的错误理论和谎言，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激烈的抨击。他证明了——完全是名副其实地——这些都声称要为人类带来 幸福的制度，其实直接地导致了种种苦难和不幸，最终则导致了种种冲突、战争和奴役。
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使他偏离他冷静的理性向他指 引的那条艰巨的正道。在我们这个反理性主义的时代， 他是一个依然保有完美理性的人。
凡是聆听过他的言谈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被他那理性的力量引导到一个自己由于人性的胆怯而从来没有敢去探索的领域。
五、社会主义与经济计算
奧地利学派经济学一向是支持自由市场政策的，但在19世纪 后期平静而相对自由的世界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从来就不用 操心去分析什么自由或政府干预问题。而在国家统制主义和计划经济日益盛行的时候，米塞斯在继续发展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同时，把更多精力转向分析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的经济理论问题。他于1920年发表在一份学报上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仿佛一颗巨型炸弹，它头一次论证了，对于工业经济来说，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体制。米塞斯指出，由于完全抛弃了自由市场价格体系，计划经济体制根本不可能理性地计算成本或配置其生产要素以有效地完成其最迫切的任务。尽管米塞斯的这一著作迟至1934年才被翻译成英文，但他的论证对欧洲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们不得不花几十年时间竭尽全力反驳米塞斯，拿出一大堆模型来支撑计划经济。米塞斯将他的洞见融合在一本全面反思计划经济的著作《社会主义》（1922)中。就在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批评被翻译成英文之前，美国经济学界盛传，波兰社会主义者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已经“驳倒”了米塞斯，社义松了口气，根本就没有费心去读米塞斯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东政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而被人公认日益失灵，生动地证明了米塞斯的洞见之深刻——尽管米塞斯本人的论证又被人们遗忘了。
六、米塞斯论经济学方法论
因而，1920年代，米塞斯已经成为国家统制主义和计划经济著名的批评者，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坚定的捍卫者。但仅此是不足以餍足他那具有无穷创造性的心智的。米塞斯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没有十分系统的方法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出其方法论基础。他也认识到， 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被两种不健全的方法论魅惑住了：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 它越来越明显地误入歧途，想把经济学理论构建在与物理学类似的基础上。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之上的，但他们对方法论的个别的洞见通常比较杂乱，不成体系，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比较明确、自觉的方法论，因而不足以抵御新兴的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的冲击。
米塞斯决心为经济学打造某种哲学根基和方法论，以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最终完满、系统化。他在Gmndprobleme der Nationaldkonomie (1933)(迟至1960年才翻译为《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出版）中首先发展了这一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制度学派渐趋衰落，而实证主义如日中天控制了整个经济学界之时，米塞斯在《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及 《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方法论，驳斥了实证主义，米塞斯尤其侧重于驳斥实证主义方法，它用物理学的方法观察人， 把人当作石头或原子。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类行为中可计量、可统计的规律性，构造出一些规律，然后，可以据其进行预测，并用更进一步的统计证据进行验证。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能切合那种认为经济可以由社会工程师支配并进行计划的理念，在这些社会工程师眼里，人仿佛就是没有生 命的物体。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前言中写道，这种“科学”方法是……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出“社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兴技术，可以使未来的有计划社会中的“经济沙皇”以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人。
如果人的行动科学证明了，不可能把人的行动归类总结出量化的规律，那么，又如何会存在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米塞斯回答说，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必然并且确实完 全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物理方法。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已经揭示了，经济学一开始可以把自己建立在少数几个获得广泛认可的、显而易见的公理之上，这些公理可以通过对人的行动之性质和本质的内省而获得。我们可以从这些公理中推导出其逻辑含义，从而构成经济学上的真理。比如，人的行动本身最基本的公理就是：个体具有目标，采取行动实现这些目标， 行动必然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要采取常见的偏好值，等等。
尽管直到二次大战后很久才翻译成英文，但米塞斯关于方法论的见解当时就通过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之笔，以一种被高度稀释的形 式，传播到了英美经济学界。罗宾斯在其《论经济科学之性质和意义》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1932)中承认，他“特别受惠于”米塞斯，而在英国、美国，这本书很多年中被公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名著。不过，罗宾斯强调，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将稀缺资源配置到可供选择的目的，这种说法是对人的行动科学的一种高度简化和稀释。它根本没有提米塞斯对于演绎方法之性质的洞见，也没有提米塞斯对经济理论与历史学之本质区别的洞见。而米塞斯本人的著作迟迟没有翻译，于是，罗宾斯的著作根本不足以抵挡日益强大的实证主义潮流。
七、人的行动
能够阐述正确的经济学方法论当然很好，但依据这一基础， 运用这一方法，实实在在地构建经济学，即经济分析的体系，则是另一回事，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通常我们不可能指望 一个人会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先创建出方法论，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纵观米塞斯长长的工作和成就记录，我们几乎不可能再额外要求米塞斯去完成这一极端困难 而又辛苦的使命。然而，米塞斯孤军奋战，在被自己的追随者几乎完全抛弃之后，在逃离法西斯统治下的奥地利、流亡日内瓦期 间，在一个自己的观念、方法和原则不为人知的社会和学术界， 完成了这一使命。1940年，他发表了最伟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Nationalokonomie,但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长期不为人们所关注。幸运的是，Nationalokonomie于1949年扩充之后翻译成英文，名 为《人的行动》（Human Action)。光是写出《人的行动》这样的著作，就是一个杰出的贡献；而米塞斯是在那么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构思写作的，这使他的成就更加令人叹为观止。
米塞斯巨大的贡献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略窥一二 ：《人的行动》不仅是奥地利学派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奉献给学术界的第一本综合性经济学专著，也是整个经济学传统中第一本真正综合性 的专著。一战后，经济学越来越支离破碎，破裂为许多不完整的、零敲碎打的专业。自战前费特、克拉克（Clark)、，陶西格 (Taussig)和庞巴维克等杰出人物写出了一批综合性著作之后， 经济学家就不复将他们的学科看作一门一致的演绎的完整体系。今天，惟一试图呈现这门学科的完整体系的学者是那些入门教科书的编写者：但由于他们缺乏自己一致的逻辑，所以他们只能如实照录经济学令人痛心的现状。而今，《人的行动》则指出了一条走出这支离破碎的泥潭的道路。
任何赞誉之词对《人的行动》都不过分，这里，我们只想点明这本经济学巨著中无数具体贡献中的几个。尽管庞巴维克发现了时间偏好，并强调这是利息的基础所在，然而，他本人却并没 有再在此基础上完整地构建出自己的理论，给偏好问题留下很多暧昧不明之处。费特（Frank A. Fetter)曾经改进并深化了这一理论，在其写于20世纪头20年的出色但却遭忽视的著述中，建立了一套纯粹从时间偏好角度解释利息的理论。费特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看法是，消费者的效用和需求决定消费品的价格， 而每种要素都获取其边际生产率，因而，所有这些回报都是利率或时间偏好之贴现，债权人或资本家获得这一贴现。米塞斯使费特被人遗忘的贡献再度复活，并进一步指出，时间偏好是研究人的行动之行动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范畴，他将费特的利息理论与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他本人的商业周期理论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米塞斯也对当今经济学中时髦的数学和统计方法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及时而深刻的批评，这种方法源于瑞士新古典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它把普通语言和叙述逻辑完全排斥在经济学理论之外。米塞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他们中很多人其实都受过完整的数学训练）明确反数学的传统，他指出，数学方程只能用来描述没有时间维度的、静态的、虚构的“一般均衡”。一旦我们离开这一理论天堂，分析在具有时间和预期的现实世界中抱有希望又会出错的行动的个人，数学就不仅无用，反而会令人误入歧途。米塞斯指出，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本身就是实证主义谬误的一种表现，这种实证主义把人当作石头来研究处理， 因而也相信，跟物理学一样，经济学可以用测绘导弹飞行轨迹的 那种精确的数学方法来描述人的行动。而且，由于每个行动者都只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估价，因而对于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来说，微积分是完全不恰当的工具，因为微积分以无穷小的数量变化为其预设。
使用数学函数也意味着，市场中的所有事件是“互为因果” (mutual determination)的，因为在数学中，如果X是Y的函数， 那么，Y也同样是X的函数。这种“互为因果”的方法论在物理学领域中是完全适当的，在那里，我们不能说某个东西从来只能是原因。但在人的行动领域，是行不通的，这有一个“惟一的”原因：每个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据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出， 举个例子，消费者的需求是原因，它确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决不能反过来说是要素价格决定消费者需求。
同样时髦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无疑也是谬误百出，它企图把统计事件和数学融为一体；它企图运用统计学得出可以让经济学家进行预测的规律，这种方法的预设是，在分析个体行动的时候， 可以像在物理学中一样，发现确定不变的、恒定的数量规律。然而，米塞斯强调指出，没有人曾从人的行为中发现适用于所有人的常数，任何人也不可能发现，因为每个个体内在地具有意志的自由。这种计量经济学谬误导致了当今时代人们对“科学的”经济预测的狂热，米塞斯则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古老而又必然是徒劳的抱负之根本性谬误。过去若干年，计量经济学运用了高速计算机和种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然而，其预测结果却每每令人大失所望，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米塞斯的先见之明。
令人痛心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方法论理论之外，米塞斯的经济学思想中仅有一个方面的内容传到英语学术界。米塞斯根据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预测到了一次萧条，当时正值1920年代的“新时代”（New Era)，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费雪都宣称，借助政府的中央银行对货币的操纵，美国已经进人了一个可以永远繁荣下去的时代。当大萧条降临的时候，经济学界，尤其是英国经济学界对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米塞斯才华横溢的弟子哈耶克进人伦敦经济学院，更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兴趣，三十年代，哈耶克深人发挥米塞斯商业周斯理论的著作很快就译为英文。这斯间，哈耶克在伦敦学院的研究班培养出了很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包括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阿巴•勒纳（Abba P. Urner),路德维希•拉奇曼 (Ludwig M. Lachmann)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还有罗宾斯、弗雷德里克•本汉姆（Frederic Benham)等米塞斯的英国信徒也在英国发表了用米塞斯商业周期理论解释大萧条的著述；米塞斯在奥地利的学生，比如弗里茨•马赫鲁普（Fritz Machlup),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译成英文，罗宾斯也在1934年指导了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的翻译出版，这一刻来得太晚了。1931年， 米塞斯发表了他对这次萧条的分析Oie Ursachen der Wirtschafiskrise®,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很显然，1930年代前期，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似乎如日中天，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米塞斯其他方面的经济学理论也应该很快就会被人接受。
美国在接受奥地利学派理论的时候比较迟缓，但英国经济学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当有助于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在这个国家的广为传播。哈贝尔勒率先在美国介绍了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 论的梗概，不久，正在崛起的经济学家艾尔文•汉森（Alvin Hansen)转而采用奥地利学派的学说。除了商业周期理论之外， 哈耶克、马赫鲁普，及年轻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美国经济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文章，使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再度为学界关注。
似乎越来越明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要成为未来的潮流, 米塞斯最终也将获得他早应得到而始终没有得到的承认。然而，就在将要胜利的那一刻，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异军突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 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其中对通货膨胀和政府赤字的正当性、合理性做出了混乱而不怎么成熟的全新论证，这种理论就像一把野火席卷整个经济学界。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精心构筑了一道不那么受人欢迎的防波堤来反对政府搞通货膨胀和赤字支出；而凯恩斯之后，经 济学家们则用他们那令人费解的晦涩语言和半通不通的数学行话，争先恐后地与急于扩张其影响力和权力的政治家和政府结成某种令人惬意、有利可图的同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为现代福利国家、国家干预主义及无所不在的国家统制主义量身定做的知识保护层。
就像社会科学历史上通常发生的那样，凯恩斯主义者根本就不屑于反驳米塞斯的理论；他们干脆就不提他，米塞斯完全被人遗忘，在自命不凡的凯恩斯主义革命的洪流中，米塞斯被彻底淹没了。米塞斯的周期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其他理论，被简单地灌进奥威尔所说的“记忆之洞”，从那之后，经济学家和整个世界就将其完全遗忘了。在这场大规模的失忆潮流中，最大的悲剧可能是米塞斯最有才华的追随者也开了小差：投人到凯恩斯主义怀抱中的不仅仅有哈耶克在英国的学生们，不仅有汉森－他成为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还有那些更深人地掌握了奥地利学派理论的人士，他们也飞快地抛弃了奥地利学派，跑到美国去谋求高级学术职位去了，并且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温和的一支。经历了 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灿烂之后，只有哈耶克和相对名气较小的拉奇曼仍然忠心耿耿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而没有变节。就是在这种众叛亲离的环境下，在自己完全正当的期望破灭之后，米塞斯奋力完成了他的巨著：《人的行动》。
八、米塞斯在美国
由于在祖国奥地利受到迫害，米塞斯也成为欧洲很多著名流亡者中的一员。他先到日内瓦，从1934年到1940年在国际研究院（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任教。1938 年， 在这里，他与挚爱的玛吉特（Margit Sereny-Herzfeld)结婚。1940 年，米塞斯来到美国。然而，就在无数信奉左翼激进思潮的欧洲流亡者在美国学术界大受欢迎之际，在米塞斯以前的追随者获得很高的学术地位之时，米塞斯本人却遭人忽视，被人遗忘。由于在政治哲学和经济学方法上坚定地、毫不妥协地坚持个人主义，所以他被标榜“不受限制地追寻真理”的学术机构拒之门外。不过，靠纽约市几家小基金会资助，米塞斯依然在1944年 出版了两本用英语写作的名著《全能政府》和《官僚制度》。《全能政府》揭示了纳粹统制并不是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相反，是一种全权主义的统制体制。《官僚制度》则对利润管理与官僚制管理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异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官僚制度严重的低效率是任何政府活 动所内在固有不可避免的。
米塞斯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支薪的、全日制大学教职，这实在是美国学术界的一个可耻且不可饶恕的污点。自1945年起，米塞斯就只是纽约大学商业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他经常被大学管理当局视为二等公民，远离声望卓著的学术中心，身边净是些研究会计或企业财务、趋炎附势、理解力低下的人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米塞斯还是恢复了他在维也纳时著名的周末研究班。不幸的是，在这样的职位上，米塞斯不可能指望培养出大批年轻的理论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指望重新恢复维也纳的研究班那种灿烂的成就。
尽管环境是这样恶劣，米塞斯仍然举办他的研究班，充满自尊，而没有任何怨言。我们这些在纽约大学结识米塞斯的人，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表露辛酸、怨恨的话。米塞斯无限地亲切而 和善，对学生们哪怕是一丁点思想的火花也尽一切办法予以鼓励和激励。每周，他都会向学生们提出一大串学习研究方案的建议。他的每堂课都像是一颗精心打磨的珠宝，充满了洞见，展示出他整个经济思想的风采。对那些心里发怯、不大发言的学生， 米塞斯总是目光中闪烁着他那典型的幽默，说：“别害怕，说出来。记住，不管你谈论哪个问题，即使你说错了，也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同样的问题犯过同样的错误。”
米塞斯尽管身处绝境，但从他的研究班中还是涌现出一小群研究生，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传统；而且，研究班也成了纽约市区很多没有注册的学生的一座灯塔，每周，他们都来参加米塞斯的研究班。还有一件赏心乐事是，研究班结束后大家到一家小餐厅相聚，令人隐约记起当年著名的米塞斯圈子在一家维也纳咖啡馆侃侃而谈的情景。米塞斯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的种种趣闻轶事，其间不时进发出种种洞见，从这些趣闻轶事中，在这种氛围中，我们清楚地觉得，米塞斯仿佛就是那个高贵、迷人的时代的老派维也纳的化身。我们这些有幸参加过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班的人都从中明白了，米塞斯何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导师和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尽管当时处境艰难，米塞斯依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 巍然成为捍卫自由、自由放任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孤独的灯塔。我们也都看到，在新世界，米塞斯惊人的创造才能没有受到丝毫 影响。幸运的是，很多好心肠的人士翻译了米塞斯的经典，并继续出版他新撰写的著述。米塞斯是美国战后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运动的核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是一位领路人，是一种永远鼓舞人心的力量。尽管备受学术界的忽视，但米塞斯的所有著作都在市面上有售，阅读这些著作的学生和追随者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即使在壁垒森严的学院经济学家当中，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开始信奉奥地利学派和米塞斯的传统。
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通过他的学生和同事，米塞斯在二战后西欧抛弃集体主义，转向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在西德，米塞斯当年在维也纳时 的学生威廉•勒普克（Wilhelm Ropke)是德国从集体主义转向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主要思想动力。在意大利，总统路易吉•埃伊诺蒂（Luigi Einaudi)曾与米塞斯一起阐述自由市场经济学， 他为二战后意大利摆脱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米塞斯的追随者吕厄夫在戴高乐将军勇敢地、几乎是单枪匹马为恢复金本位制而奋斗的战斗中，是将军的主要经济顾问。
最后，我们要向米塞斯坚忍不拔的精神致敬，他一直坚持每周举办他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班，从未间断，直到1969年他退休为止，当时他已届88岁高龄，依然思路敏捷，充满活力，毫无疑问，他是美国仍在活跃的最年长的教授。
九、摆脱困境的出路，对未来充满希望
米塞斯的思想和学术贡献事实上被长期孤立。现在，终于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显示，这种孤立有望结束。近年来，社会科学和政治领域转向错误的方向所导致的内在矛盾和惨重后果，已经越 来越彰显出来。在东欧，人人皆知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计划其经济，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的运动。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凯恩斯主义和通货膨胀论者的灵丹妙药已经宣告破产。奉行“后凯恩斯主义”的美国政府拼命地要控制通货膨胀，而这种通货膨胀似乎已经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即使是在衰退时期，通货膨胀率也依然居高不下，这是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的无情嘲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崩溃，暴露了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明显缺陷，目前，凯恩斯主义的整个理论框架不得宁日。政府支出和官僚统治导致的引人注目的浪费，使凯恩斯著名的格言如今听起来格外刺耳；政府是把资源投入生产性活动还是用来修建金字塔，根本无关紧要。面对国际货币秩序的彻底崩溃，整个世界的后凯恩斯主义政府束手无策，只能从一场危机走向另一场危机，因为他们提不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管是对法定货币实现浮动汇率，还是通过汇率管制实行固定汇率，都将损害对外贸易和投资。
必须从国家统制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危机这样更广泛的框架、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来看待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美国已经证明了，信奉现代国家统制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应对它自 己造成的危机的：国家军事集团的冲突危机，公立学校的财政、 内容、人员和结构危机，持续的通货膨胀与公众对越来越沉重的 税收负担日益强烈的抵触情绪之间的冲突。现代福利－战争国家 (Welfare-Warfare State )的福利和战争都遭到日益严重的挑战。在理论领域，人们也日益强烈地反抗由一个“讲究科学的”技术官僚组成的精英群体统治我们，把我们当作他们进行社会工程的 原材料的理念。政府能够并且必须采取种种强迫手段，使不发达国家和先进国家都实现人为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批评。
简而言之，在所有地方，在思想和实践的所有领域，米塞斯毕生与之斗争的现代国家统制主义正在遭到铺天盖地的猛烈批评，越来越多的人也已经从对它们的迷信中醒悟过来。人们不再愿意温顺地服从自命不凡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法规和命令。然而，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不能找到一种可靠的、连贯的替代性思想理论体系，就不大可能彻底清除国家统制主义的乌烟瘴气。而我们迄今仍然没有意识到，米塞斯所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替代性思想体系；他已经提出了我们摆脱折磨着现代世界的危机和困境的正确道路。终其一生，米塞斯都在预言我们可能会觉悟，并在揭示我们应当觉悟的理由，他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我们应当遵循的建设性的道路。因而毫不奇怪，当他那辉煌的人生走过第92个春秋之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并走上了他指引的道路。在他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英译本（1962)的前言中，米塞斯写道：
三十五年前，当我试图对曾经被称为自由主义的这种观念和社会哲学进行一番概括的时候，我并没有自负地相信，我的研究可以阻止欧洲各国采取的政策所导致的显然已经迫在眉睫的大灾难发生。我希望达到的全部目标不过是向少数愿意思考的人士提供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大致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奋斗目标，从而为大灾 难之后自由精神之复兴铺平道路。
在颂扬米塞斯的文章中，吕厄夫说：
米塞斯一直在捍卫一种理性的经济科学的基础…… 通过他的学说，他播下了重生的种子，一旦人们开始更多地接受揭示真相的理论，而不是献媚的理论，这种子就会结出果实。当这一天来临之时，所有经济学家都将认识到，米塞斯值得他们赞美和感激。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国家统制主义正在分崩离析，这个重生似乎正在降临，而米塞斯曾寄予厚望的愿意思考的少数人的队伍正在急剧地扩大。如果我们确实已经处于自由精神复兴的起点上，那么，这场复兴运动就是为这位高贵、伟大的人物的生命和思想树起的高大的纪念碑。
本文选编自《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最早发表于1973年。原题The Essential Von 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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